本案中，被繼承人徐大爺生前所立《代書遺囑》，有遺囑人、代書人和在場見證人簽名確認，符合代書遺囑和打印遺囑的形式要件，遺囑見證人亦未違反見證人資格的限制性規定。雖然徐大爺生前持有二級精神殘疾的殘疾人證，但從《代書遺囑》上代書人、見證人的陳述、簽署遺囑時照片、被繼承人生前的錄音錄像以及法院委派的家事調查員調查走訪的事實看，徐大爺在簽訂《代書遺囑》時精神狀況尚可，能與人正常交流、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識，能辨別自己的行為后果，可以認定其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另外徐大爺生前由被告阿新監護，并由阿新承擔了全部的贍養義務。徐大爺生前所立《代書遺囑》明確其拆遷安置房等合同權益及分紅、補貼等，全部由阿新繼承，既是徐大爺生前的真實意思表示，亦符合人民群眾樸素的價值觀和孝親敬老的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及善良風俗。

精神殘疾人所立的遺囑是否有效，應看其立遺囑時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在立遺囑前或立遺囑之時對遺囑人的民事行為能力進行專業的司法鑒定可以較好的免去或減少之后的遺囑效力之爭。在未進行司法鑒定且遺囑人已死亡的情形下，應對遺囑人立遺囑之時的精神狀況，包括精神殘疾程度、與人交流情況、能否正確表達自己的意思、能否辨別行為后果等因素，結合其生前贍養情況，對其立遺囑之時的民事行為能力和遺囑的真意表達進行綜合認定。